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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誕生整整一個甲子之後，在她的科技版圖上，增添了五個新鮮的名字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廈門）城市環境研究所、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青島生物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煙台海岸帶研究所。它們是中國研究機構大學企業研發組織三位一體的科技體系中五個充滿激情、夢想與活力的生命體。它們是中國科技戰略國家隊謀求創新價值鏈完美延伸的點睛之筆。

　　作為籌建事務的負責人，作者見證了五個新建所及2006年已通過驗收的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籌建的全過程，親歷了籌建過程中各種觀點與思想的激蕩；本文中的所思所想，來源于作者對科技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深刻體認，也來源于一線科技管理工作者對國家與民族的深切情感。本報現全文發表，以饗讀者。

　　2009年12月17日，路甬祥院長率隊來到深圳，與地方政府領導和各部委辦負責人一起，出席了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驗收會議。會上，播放了同志們自己策劃編制的音像片。在接近尾部時，屏幕上展現了一幅幅反映籌建歷程的“老”照片，揚聲器中傳來了著名歌唱家劉歡演唱的《在路上》的曲音。伴隨著那委婉深情的歌聲，看著這一幅幅似曾熟悉的照片，我心裡頓時湧上了一股暖流，幾乎難以克制自己。《在路上》這首曲子，不正恰當地描繪了新建所三年來走過的路程。作為會議主持人的我，在每個新建所驗收會議圓滿結束的時候，都從心底裡呼喊出一句話：祝願我們的新建所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強！

　　我國科技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什麼？我們是帶著濃重的農業經濟時代中國“仕、農、工、商”社會等級觀和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經院式科研傳統的影響走上了自主創新的道路，以至于在行動上總有那份猶豫與搖擺，常常重視研究、輕視應用，重視成果、輕視轉化。我們是帶著濃重中國千年應試教育和崇尚權威、不為人先的傳統文化的影響走上了自主創新道路，受發展階段認識的局限，我們還很缺乏創新的自信與勇氣，以至于在許多科技活動主題與對象選擇中，思考問題的邏輯起點竟是美國人做了沒有，怎麼做的，做得怎麼樣了，即便有人提出自己的觀點與想法，也會迅速湮沒消失官方APP下載，。

　　2006年春天，乘著全國科技大會的東風，中國科學院與有關地方政府商定，分別啟動了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廈門）城市環境研究所、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青島生物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煙台海岸帶研究所的籌建工作。轉眼3年過去了。2009年7月，中央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準了這五個所的設立；2009年10月，中國科學院與地方政府一起，完成了對這五個所籌建的預驗收；2009年12月，完成了正式驗收。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與地方各級領導出席了驗收會，共同檢閱了這五個所在籌建階段取得的成果歡迎來到拉斯維加斯遊戲最新官方網站，，共同見證了這承前啟後的歷史時刻。

　　在中國科學院機關，同志們常把與地方政府共建的研究所簡稱為新建所。作為院機關具體負責新建所籌建事務的幹部，我親身經歷了這五個新建所以及2006年已通過驗收的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籌建的全過程。這些年來，我親身感受了地方領導與同志們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中對科技的那份渴求，對新建所的那份情感、那種期望與那樣竭其所有、盡心盡力的支持。我親眼目睹了籌建工作組的同志們克服了他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僅用了三年時間在一張張白紙上繪制出絢麗多彩又各具特色的畫卷。今天，這些新建所似顆顆珍珠，鑲嵌在祖國東部沿海的各個城市，它們聚集了兩千多名青年科技人員，其中許多人是在祖國發展與事業的感召下從海外回到了這裡。

　　它們擁有優異的科研基礎設施條件，具有一定的科技創新能力與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能力。它們是中國科學院隊列中最年輕、齊整並充滿激情活力的成員，是區域創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是被地方政府珍愛與企業信賴的新型科技創新組織。

　　上世紀中葉以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實現了一次驚人的飛躍。在這數十年間，人類社會形成了如此廣泛、多樣與大規模的科技活動，產生出如此之多的新的知識與技術，並能夠迅速地把它們轉化為商品與服務，社會生產與生活的形態由此發生了徹底變革。科技從未像現在這樣得到公眾的關注與社會的支持；經濟發展又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科技的支撐與引領。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研發隊伍的數量與質量，科研活動的基礎設施與條件，科技成果實用化商品化社會化的能力，已成為一類與土地btchina聯盟、勞動力、能源、信息等同等重要的資源，決定其經濟社會能否持續發展。這就是科技資源。在經歷了金融危機嚴冬之後，更多的人意識到，除了要獲取更多的自然資源外，還應擁有更多的科技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說，誰擁有更多更優質的科技資源，誰就擁有了未來。

　　上世紀50年代，我國建立了獨立的產業體系與現代科技體系。科技資源的宏觀配置與計劃體制下的經濟區劃是相匹配的。60年代，為應對當時嚴峻的國際冷戰政治格局，我國科技資源的宏觀配置也隨產業重心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作出了調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東部沿海的那些農業省區，充分運用土地、低成本勞動力及行政資源，在承接國際產業大轉移的過程中，迅速建立了本土產業技術基礎，一躍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經濟發展的排頭兵，創造了令世人驚嘆的發展奇蹟。近年來，在激烈的國際產業技術與市場競爭中，這些省區在經濟發展中原有的比較優勢正在喪失，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需要建立新的資源基礎，形成新的增長引擎。地方政府領導與同志們清醒地認識到，科技資源將是保障未來這些地區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資源。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科技資源宏觀配置與經濟發展大格局不相匹配的矛盾已變得十分突出。毋庸諱言拉斯維加斯遊戲，少數中心城市富集大量的科技資源，造成了嚴重擠壓與利用的低效率；在那些最需要科技資源的省區，科技資源卻十分匱乏，其經濟發展還處在主要依賴國外技術、基本缺乏本土科技創新支撐的狀況；我國科技資源既有限，質量也不高，亟待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培育與發展。我國科技資源的宏觀配置已到了必須根據經濟發展格局變化作出調整的時期。面向未來，我國的科技活動必將告別與經濟活動相脫離的模式，匯聚成引領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能量。社會的科技資源將在市場環境中，不可阻擋地湧向經濟發展已達到一定水準的地區，湧向極度需要又十分稀缺的地區，湧向能夠創造出最大社會價值的地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際。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歷史已充分證明，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只會把我國的經濟、科技及其他社會事業的發展帶進一個死胡同。與其他資源一樣，科技資源的培育與配置，同樣需要發揮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需要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發展基礎，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科技資源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地方政府處在調結構、擴內需、保增長的第一線，它們更清楚本地區需要什麼樣的科技資源，如何把科技資源與其他優勢資源結合起來，轉化為新的社會生產力。企業是科技資源的直接使用者，即便它們擁有了強大的自有研發力量拉斯維加斯遊戲，也不可能離開社會科技資源的支撐而存在與發展。同樣地，企業更清楚自己需要什麼樣的科技資源，如何運用科技資源去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讓地方政府在科技資源的培育與配置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讓企業通過市場機制更便捷地獲得優質的科技資源，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現實需要，更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新建所籌建之初，院內外有不少人對此事存有疑慮。曾經有人問過我，為什麼是在這些東部沿海城市，而不是在其他城市集中地建設這些研究所。隨著籌建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對此問題有了愈來愈明晰的認識。這些沿海城市之所以真誠急切地希望與中科院共建研究所，之所以舍得在這些新建所的建設中投入大量的實物資源歡迎來到拉斯維加斯遊戲，，並傾注極大的關愛與心血，是因為它們是我國科技資源配置告別計劃體制並根據經濟發展格局變化作出調整的產物，是中國科學院與地方政府在轉變發展方式、建設區域創新體系中共同邁出的堅實步伐。

　　我國科技體制改革起步于1984年，那時改革的重點是通過“放開搞活”為核心的政策措施，把科技人員從高牆深院中解放出來，把積壓在研究所、大學的科技成果解放出來，極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些措施符合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進入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經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在此期間，人們看到了一個更真實的世界，看到了當時我國科技與產業技術水平同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認識到僅靠過去那些科技積累難以使產業技術在短期內取得跨越，盼望著擁有發達國家那樣先進且強大的科技體系。

　　經濟體制的深刻變化，使得以政策層面改革為重點的科技體制改革方針難以繼續，科技體系結構的變革自然成為新的改革重點。但是，對于未來中國的科技體系，人們並沒有形成一致的清晰圖像。有人認為，我們應當借鑑甚至照搬美國的模式，要建設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使大學在社會科技活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時把現有研究機構大部轉制成企業，就可把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迅速提高到與發達國家企業相當的水準。有人覺得，中國的科技基礎原本薄弱又來之不易，科技體系結構的變革絕不可採取休克療法。也有人提出，投入不足是科技體制改革步履艱難的核心症結，部門更清楚什麼是國家需求，更清楚把經費投到何處何人最為有效，因此財政的科技投入應主要採取項目經費的形式，由部門分配與管理。這可真是一個思想活躍、認識多元、充滿爭論但步伐蹣跚的時期啊！

　　進入新世紀頭一個十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緊緊抓住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借助兩種資源5357cc拉斯維加斯歡迎您，、兩個市場的力量btchina聯盟，使得經濟發展又躍上了新的台階。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不斷加大科技投入，社會資本也開始進入研發領域，長期困擾中國科技發展的投入不足矛盾得到了極大緩解。在此期間，雖然社會公眾的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與均衡，較少關注科技體制改革問題，但科技體制改革仍然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相反進入了更加理性的階段。指責少了，研討多了；口號少了，行動多了。人們更細致地觀察發達國家的科技體系，更多地從中國國情與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出發去剖析自身的缺陷，思考資源配置、評價考核等若幹重大改革問題；更自覺地關注科技活動的社會價值體現，關注科技投入的效率與效益。透過我國與發達國家在保護知識產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及消除貿易壁壘等方面的爭執與鬥爭，人們認識到，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得發達國家始終把中國視為一個對手，而不是伙伴，更不是盟友。在其政界、業界及學界領袖們的內心深處，都認為中國的發展將對他們的全球地位與既得利益構成威脅，同時迫于對佔據中國巨大市場的渴求，又不得不採取有限度合作的姿態。發達國家不會把最新最先進的產業技術源源不斷地轉移到中國來，也不會無私地幫助中國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引進是我們實現落後向先進轉變的捷徑，但它不能使我們到達世界產業發展的前列，而且帶來了陷入對國外產業技術無限依賴泥潭的風險。中國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從粗放型經濟走向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只能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必須建設自己的強大且充滿活力的科技體系！

　　在這20多年中，始終存在著關于研究機構的社會職能與作用的爭論。在一些人的心裡，總覺得中國的研究所帶有蘇聯體制的氣味，總想到它們缺乏存在的理由，它們的基礎性研究部分應當轉移到大學去，它們的產業技術前瞻或戰略研發部分應當轉移到企業去。且不論源于彼得大帝時代的俄羅斯科技體制在蘇聯成為世界一霸過程中的地位，在蘇聯解體後仍使俄羅斯保持一個世界強國中的作用，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在實現其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中，都形成了“研究機構大學企業研發組織”三位一體的科技體系。三位一體的科技體制，符合工業化現代化的要求，符合科技發展的內在規律，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晶。美國通過高強度科技投入與高收入高福利社會環境人文學系！，吸引全球人才為其服務，建立了目前世界最強大最具效率的三位一體科技體系。在二戰後的冷戰格局下，德日兩國重建了三位一體科技體制，再次站到了科技與經濟強國的位置。韓國與中國台灣地區則從農業社會起步，在美國的卵翼下建起了三位一體科技體系，為其經濟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在三位一體科技體系中，公共財政資助的研究機構體現政府意志，專業從事對國家發展具有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發工作；大學兼有教育與研究職能，以健康自由寬容的科學氛圍鼓勵個體求索與創新，同時承擔政府項目；企業研發組織則按投資人的要求，著力把知識技術變為具體商品，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從產業技術發展的角度看，三者互為依託，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知識、人員、資本等要素在三者間的流轉，是體系實現協同效能、創造社會價值的前提。起源于日本的產學研結合的制度安排，成為世界各國推崇效仿的模式。

　　因此，我們的問題並不在于科技體系結構本身，而在于研究機構的運行發展模式。發達國家率先進入了後工業時代與信息時代，而中國還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上奔跑。發達國家的研究機構當然具有與中國的研究機構不一樣的社會職能，採取不一樣的運行發展模式。反之，如果中國的研究機構過早地效仿發達國家研究機構的運行發展模式，它必然會失去在中國社會中的存在價值。中國的研究所應當採取什麼樣的運行發展模式？有人說，我們應當以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旗下的精品研究所為榜樣；有人說，我們應當照搬美國大學那樣的超級豪華研發模式；有人說，我們應當是政府包攬一切的事業單位，是類似政府部門那樣的高度行政化組織；有人說，我們應當保持科學的純潔性，不能向企業研發組織靠攏，不能與市場走得太近。如果我們從中國國情出發，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出發，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調結構、擴內需、保增長的關鍵時期，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階段，我們應繼承中國老一輩科技工作者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光榮傳統，做國家、社會、人民要求我們做的事情，不但做眼前的急迫的事情，而且做長遠的基礎的事情。研究所應始終保持研發活動的多樣性，保持創新能力的持續性，保持研發鏈條的完整性，保持競爭中的公共性，始終關注科技產出的社會價值體現。

　　在新建所的籌建中，對于我國科技發展的不同認識、不同觀點自然地匯聚在一起，不斷發生碰撞，最後走到了共識的彼岸，因此新建所的籌建本身就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實踐。籌建之初，我與地方同志們曾就共建企業法人的轉移轉化中心、還是事業法人的研究所問題進行過許多討論。許多地方領導與同志們曾坦率地表達過對新建所穿新鞋走老路的擔心，甚至對籌建工作組同志提出過尖銳的批評。一位新建所的領導談到，他剛到地方開展籌建工作時，竟然發現自己與地方及企業同志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說的話彼此都聽不太懂，還需要人做些“翻譯”。正是有了院地共建機制，地方同志更加了解了科技創新的特點與規律，更加全面地認識研究所的職能與作用；我們的同志則在思想觀念上發生脫胎換骨般的變化，更加自覺地從需求出發部署科研活動，從價值鏈出發與企業建立聯盟，實現科技活動的價值最大化。一位地方主要領導告訴我，對于他工作的經濟大省來說，多一個億元企業、少一個億元企業無礙大局，目前最需要的是面向產業技術發展的研究所拉斯維加斯遊戲，最需要它們向企業提供科技支撐與服務。另一位地方主要領導告訴我，他不關心新建所能否直接產出經濟效益，只要在它的週圍集聚了許多企業，形成了新的產業園，那麼它就對新興產業成長起了關鍵作用。還有一位地方分管領導告訴我，他最關心的是新建所從企業獲得了多少研發經費，只要企業敢于把真金白銀交給它，就足以證明它的地位與作用。在新建所通過驗收後的今天，我充滿自信地認為，只要始終堅持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辦所理念，始終堅持需求牽引、開放聯合的運行發展模式，我們一定能夠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與發展要求、產學研緊密結合的三位一體科技發展的道路來！

　　有著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農業經濟文明，社會生產力曾經達到全球領先的水平。17至19世紀歐洲發生的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使得西方國家社會生產力實現了爆炸性增長。中國在此過程中卻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不能說古代中國沒有科技。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曾經誕生出永載史冊的科技發明。但直至19世紀中葉，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知道工業時代的科技為何物；直至20世紀初葉，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技活動。

　　如同幾乎所有產業技術一樣，中國的科技也是從引進消化中起步，從跟蹤模仿中追趕，逐漸進入以自主創新為主的發展軌道，但這個過程比發達國家至少晚了一百年。

　　目前，我國的科技與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在哪裡？發達國家毫不掩飾把科技作為鞏固發展其全球地位的首要工具，科技投入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它們在世界科學技術上、產業技術發展與經濟發展上的領導地位，使得其國民擁有高價值高收入的就業崗位。且不說德、日這兩個長期位居世界技術創新頂峰的國家，無論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還是英國布朗政府的低碳經濟，都透射出當代需求牽引科技、科技保障發展的濃重信息。有人把發達國家的科技分為美國模式與歐洲模式，覺得美國模式過于功利，而歐洲模式才是科學的本源。經歷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之後，歐盟主要國家怎會容忍自己凋落為一個二流國家？德國就以孤膽獨行的勇氣，用10餘年的時間創立了最先進的太陽能利用科技體系，站在了這個新興產業的制高點。科技活動的主題與對象不是人的大腦中天生具有或自然產生的，只能產生于廣泛的社會生產實踐之中，產生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之中，因此，當代科技發展的本質動力必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但對于這個基本問題，我國科技界仍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總覺得科技是先知哲人們的活動，給他們一個自由的環境，他們就能夠預言世界的發展，給出發展的路徑，創造出方法與技能。有些人在承認社會需求對科技發展作用的時候總是顯得有些羞答，不時還要做些包裝或修飾。我們還沒有從這個思想束縛中完全解放出來，這使得我們還不善于在充滿創新活力的社會生產實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善于在無限廣闊的社會需求中找到科技發展的方向拉斯維加斯遊戲。

　　經過長期發展，發達國家擁有了迅速建立貫穿社會的創新價值鏈的能力。它們的企業一般都擁有很強的技術吸收、放大與應用的能力，能夠與研究機構或大學合作，實現知識技術的產品化。大企業都把科技創新作為基本戰略，其研發隊伍、裝備條件與配套能力甚至優于專業研究機構，能自主實現知識技術的產品化。研究機構、大學與企業的分工更清晰，要素流轉更通暢。在我國，大企業也建有研發組織，在若幹特殊領域能自主實現知識技術的產品化，但在技術開放度高的領域，目前還主要運用資本的力量，從國外獲取先進技術。中小企業更希望有拿來即用的技術與產品雛形btchina聯盟，一些企業還處在“山寨”階段。另一方面，研究所一般缺乏技術集成、放大乃至產品原型開發的工程化研發能力，這方面工作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與配套條件。結果是，研究所創造的東西常常找不到買家，因為企業覺得它還不好用；企業要的東西又找不到賣家，因為研究所一時還拿不出來，甚至根本拿不出來。總體上看，目前我們的科技活動之間、科技活動與社會生產活動之間常串不成創新價值鏈條，串成後也比較容易斷裂。

　　目前，我國的科技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什麼？我們是帶著濃重的農業經濟時代中國“仕、農、工、商”社會等級觀和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經院式科研傳統的影響走上了自主創新的道路，以至于在行動上總有那份猶豫與搖擺，常常重視研究、輕視應用，重視成果、輕視轉化。我們是帶著濃重中國千年應試教育和崇尚權威、不為人先的傳統文化的影響走上了自主創新道路，受發展階段認識的局限，我們還很缺乏創新的自信與勇氣，以至于在許多科技活動主題與對象選擇中，思考問題的邏輯起點竟是美國人做了沒有，怎麼做的，做得怎麼樣了，即便有人提出自己的觀點與想法，也會迅速湮沒消失。我們受目前科技經費配置制度的約束，陷在週而復始甚至沒有窮盡的“跑項目、爭經費”漩渦中而不能自拔，在一些場合，立上項目、獲得經費竟成了科技活動的終極目標。我們還不得不向現行的評價、考核與獎勵制度妥協拉斯維加斯遊戲，不得不按照這與個人利益緊密掛鉤的指揮棒的要求，盡量去做研發門檻低的事情、產出快風險小的事情；避免去做長週期的事情、坐冷板凳的事情。

　　新建所的籌建如同一個舞台，現實的各種思潮都登台亮相，盡顯了這個時期科技思想與文化的多元，也讓那些缺陷在社會實踐中見到了陽光。例如，海岸帶可持續發展研究、城市環境研究是從中國工業化與城鎮化中的需求出發確定的新的科技領域，對此，有人無動于衷，有人懷疑抵觸，還有人給我們帶上了重復建設的帽子。有個新建所直接冠上了“先進技術”的名字，並舉起了“打造新工業經濟中的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旗幟。有些人在贊賞它的高速發展與所取得的突出成績的同時，總會不經意地流露出它不應是中國科學院院屬研究所的想法。有些人建議把“先進技術”改為“高等技術”，盡管“先進技術”與“高等技術”在英文中都是同樣的詞，但在中文中兩者的涵義卻有明顯的差異。還有人感到了困惑，覺得這樣的研究所應當轉制成為企業，為什麼我們花力氣去籌建它呢？是否有否定過去的動機？即便在中國科學院機關，大家對新建所的認識也是逐漸發展的。一些人總覺得與那些純粹的、高尚的科學研究項目相比，新建所籌建不過是一般的院地合作項目，以至于我們在希望得到稍微多一點的關照與支持的時候，還會遇上許多週折與困難。在新建所通過正式驗收的今天，我要衷心感謝籌建工作組的同志們，感謝新建所的全體員工們，他們以改革創新的精神特質，拼搏創業的工作作風，使許多人感動，令許多人鼓舞，讓更多的人從懷疑變為放心，從斜視變為正視拉斯維加斯遊戲，從旁觀變為參與，從擔憂變為祈願。那凝聚著他們理想與心血的新建所，不正是他們向中國科學院、向地方政府與老百姓、向中國科技界同行獻上的看得見、摸得著、擺得住的改革成果嗎！

　　由誰去籌建，是這些新建所籌建是否能夠達到路甬祥院長提出的“地方黨委政府滿意、合作企業滿意、老百姓滿意、科技界同行認同”標準的關鍵。

　　這些年來，我們總是在討論科技大師、科技帥才及科技將才的問題。帥，本是個軍事用語，它指那些能夠組織指揮重大戰役並敢于取得勝利的人。古今中外，任何一個軍事統帥都是從戰場的腥風血雨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大師是中國語言中特有的對站在當時學問或技能頂峰的人的尊稱。所有的大師也是在長期艱難的實踐中逐漸磨鍊出來的。甚至還有人的理論思想價值是在其去世之後才得到實踐的證明，得到後人的尊崇，他在這時才有了大師的尊號。科技發展歷史表明，站在某個重要科技領域發展前沿的人，即科技大師，或者重大科技活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即科技帥才，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捧出來的，而是在科技創新與社會實踐中經歷磨鍊、接受篩選，逐漸成長起來的。

　　上世紀50年代初，在新中國的召喚下，一批留學美歐的青年學子克服重重阻撓回到了祖國。他們雖然年輕，還缺乏經驗，但國家給予他們極大的信任，向他們提供了盡可能好的條件，委以他們重要的科技領導責任。他們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與國家人民一致的價值取向和優秀的人品素質，當他們融入新中國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大潮之後，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大展才華，創造業績。他們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科技發展規劃，許多人又根據中央的決策部署，領銜創建中國科學院及其他部門的研究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帶出了一支支新中國自己的年輕的科技隊伍，建立了新中國自己的科技體系btchina聯盟。他們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英名永駐的科技帥才。

　　在新建所籌建起步的時候，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與50多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內大學每年向社會輸送數以百萬計的畢業生，研究所或大學輸送十萬計的研究生，許多人曾去發達國家學習工作，回國後又承擔了重要的科技項目與任務。近年來，各級政府加大了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新創業工作的力度。海外回國人員了解發達國家的科技現狀，把發達國家先進的科技思想、技術方法與工作方式帶到了國內，其中的一些人已是大學或研究所的科技骨幹。引進與培養是科技人才政策的兩個方面。強調了引進，就忽視培養，或者強調了培養，就排斥引進，這兩種傾向與做法都是片面的與有害的。在我國走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更要堅持引進與培養相結合、立足培養的人才方針，因為中國科技與產業技術發展的人才基礎不可能建立在發達國家。總有一天，發達國家會像現在限制先進產業技術向我國轉移、限制尖端裝備甚至基礎材料向我國出口那樣，限制中國人進入它們的核心研發領域和重要研究組織，限制掌握甚至只是部分了解其核心研發內涵的中國人回到國內。其實他們現在已經這麼做了。

　　我在負責新建所籌建工作組負責人初步遴選的工作中，一些同志向我推薦了已在發達國家取得一定層次科技崗位的人，我也與其中的一些人作過交流。我發現，在我接觸的人中，有的雖然長期在國外研究機構工作，但大致還處在“打工者”的層次；有的年齡已經不小，希望長期保持兩棲身份，採取遙控指揮方式，也好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有的長期在發達國家大學任教，認為新建所應當按照發達國家大學的科研模式進行建設，只有如此，才能成為世界一流。總的看來，我們彼此在為什麼要籌建研究所、建什麼樣的研究所上的認識有一定的差距，在新建所運行發展模式上的考慮也不一致。還有同志向我建議拉斯維加斯遊戲，可以高年薪為條件，從國外公開招聘籌建負責人。經過反復比較與思考，我最後向院黨組提出了把籌建的“帥印”交給院內現任的所處級幹部的建議，並得到了院黨組的批準。對于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基于中科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的緊密合作，中科院黨組批準學校一位優秀的教授進入研究院的籌建工作組。我沒有採納以高年薪為條件公開招聘籌建負責人的建議。我始終認為，在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達到3000美元的國家裡歷史研究，，以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年薪聘用一名籌建負責人是不合適的，這樣做只會分裂我們的隊伍，形成錯誤的價值導向btchina聯盟，導致新建所偏離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方向，走上脫離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脫離中國百姓的死亡之路。

　　記得三年前，我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分別把同志們約來，告訴他們院黨組已決定讓他們承擔某個新建所的籌建重任，要求他們立即到某個城市去開展籌建工作。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對新建所的籌建並沒有清晰的圖景，對籌建中將會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也沒有完整的預期。他們都在重要的崗位上，承擔著繁重的工作，都有完美的家庭生活，但得悉院黨組的決定後，沒有一個人對決定提出過哪怕半點的異議或保留，像戰士上戰場那樣義無反顧地奔赴各個城市。在籌建的三年裡，我與他們有過傾心交談的機會，他們向我傾訴過心裡的壓力、工作的艱難與家庭所遇到的困難，以及無力對家人子女有所照顧的愧疚。說到動情之處，這些七尺男兒無不熱淚橫流，更不要說那幾位女同志了。在這三年裡，哪個新建所不是搬過幾次家。我看到過同志們擠在臨時租用的狹小房屋裡開展工作，每到用餐時間，數十人圍坐在一張乒乓球桌子旁，享用著那簡單的飯菜。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著上學的孩子，天各一方，無法關心孩子的學業，也無法照顧孩子的生活，很多同志數月不能回家，有的甚至數過家門而不入。我看到過一位籌建負責人的孩子，每日放學回來，常以所內同志代為購買的便當或美式快餐充作晚餐。我看到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健康被大量消費。從北京去南方城市的女同志btchina聯盟，無法適應那裡陰濕寒冷的冬天，以至腰腿患上病疾，有時登上面包車都要付出努力。身體原本健康且充滿活力的同志因勞累曾暈倒在路邊或辦公室裡btchina聯盟。我看到他（她）掰著捏著每一分籌建經費，在精打細算上真可謂做到了極致。一個新建所的籌建負責人，為了使有限的建設經費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帶著所裡的同志鋪設網絡線路，整治園區環境；為了使施工單位盡快完成園區建設，帶領近百名員工入住還未完工的無窗、無電、無水的大樓。這裡，我無法一一說出這三年來他們許許多多令人感動的故事。在新建所通過正式驗收的今天，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樣的人是科技帥才，我會鄭重地報上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領銜打贏了新建所籌建這場重大戰役，帶出了一支支年輕齊整的隊伍，在一張張白紙上建立了作為一個研究所必須具備的基礎與條件。他們的智慧與辛勞、心血與汗水，已化為新建所大樓下的一塊塊基石，化為園區中一株株樹木，永遠見證著這些研究所的進步與發展。

　　研究所的所訓是什麼？它是這個研究所全體員工共同擁有的價值觀，是研究所的脊梁，是研究所發展的靈魂。城市環境研究所籌建負責人趙景柱同志告訴我，一些研究所選用了半古半今的所訓，青年同志讀後常常不得要領；一些研究所選用了現今流行詞句組成的所訓，但大家常常雷同，缺乏個體特征。于是，趙景柱同志為城市環境研究所選用了“忠誠”、“盡職”這兩個涵義深刻且又通俗易懂的詞作為所訓，並將這四個字篆刻在研究所大門口矗立的超長大石上。由此我想到，我們在選用研究所的所級領導時，除了政治標準外，還應有其他的要求。我以為，第一是理念。理念決定未來，所級領導的理念高低，決定了這個研究所發展可達到的層次。第二是人品。所級領導應善學、容人、愛才，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團結帶領全體員工，不斷謀求發展。第三是激情拉斯維加斯遊戲。有了激情，才會去做從未做過的事情，去做難度高的事情，去做超出自己現有能力甚至極限的事情。第四是忠誠。個人應對組織忠誠，對同事忠誠，對合作者忠誠，對事業忠誠；研究所應對團體忠誠，對國家忠誠，對人民忠誠。第五是盡職。每一個人都應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盡最大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去做好每一天的事情，去做好員工們希望做的事情。

　　在新建所正式驗收會議上，院人事教育局負責人宣讀了院黨組對新建所首屆領導班子成員的任命，宣讀了院黨組對在新建所籌建工作中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進行表彰的決定。在這些新建所首屆領導班子中拉斯維加斯遊戲！，有3位近期從發達國家回國工作的青年同志出任了副所長，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科學院廣納天下賢才的胸懷，對新一代科技人員的充分信任與熱切期望。路甬祥院長與地方政府領導向受表彰的籌建負責人頒發了證書。盡管這是一份份十分普通的證書，但它們表達了院黨組、地方政府對他們為新建所籌建所作貢獻的肯定。我覺得，這一份份證書裡btchina聯盟，也飽含著我本人以及所有關心幫助新建所籌建的同志們對他那份真誠的感謝之情！

　　2009年12月17日，路甬祥院長率隊來到了深圳，與地方政府領導和各部委辦負責人一起，出席了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驗收會議。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先生及許多教授應邀也出席了會議。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是這次最後一個接受驗收的新建所。會議在研究院的報告廳中舉行，可容納300人的報告廳已是座無虛席，連四週的走道也站了許多人，會場氣氛顯得那樣莊重熱烈。會上，播放了同志們自己策劃編制的音像片。在接近尾部時，屏幕上展現了一幅幅反映籌建歷程的“老”照片，揚聲器中傳來了著名歌唱家劉歡演唱的《在路上》的曲音。伴隨著那委婉深情的歌聲，看著這一幅幅似曾熟悉的照片，我心裡頓時湧上了一股暖流，幾乎難以克制自己。《在路上》，如此煽情的曲子，不正恰當地描繪了新建所三年來走過的路程。作為會議主持人的我，在每個新建所驗收會議圓滿結束的時候，都從心底裡呼喊出一句話：祝願我們的新建所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強！